◆1926年2月，王一飞和妻子陆缀雯留下了一张合照。

1926年3月21日，新婚的甜蜜还未散去，王一飞就因党组织的安排，不得不离开新婚妻子陆缀雯，从上海启程前往汉口等地去执行一项重要使命。从那以后，王一飞为了革命事业四处奔波，夫妻俩聚在一起的时间少之又少，但他们之间炽热的感情和对共同理想的追求，一直像纽带一样牢牢连接着彼此。

刚开始展现出非凡的才能

王一飞，本名唤作燕鹏，还有个名字是兆鹏，他在1898年的浙江省上虞县（现如今是绍兴市上虞区）呱呱坠地。1910年那会儿，他成功考进了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大门。转眼到了1919年，受到五四运动的深刻触动，王一飞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征途，只为寻找革命的真谛，而这一走，便是坚定地迈向了革命的征途。次年10月，他步入了中共上海发起组所筹备的外国语学社，专攻俄语，随后还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。时间推进到1921年夏天，王一飞有幸成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首批中国班的学子。1922年的春天，他正式由青年团员蜕变为了中共党员。在中共旅莫支部的引领下，中国班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支部，王一飞与任弼时、华林轮流挑起了负责人的大梁。王一飞凭借其勤奋好学、为人正直的好品质，加上他那和蔼可亲、谦逊有礼的性格，赢得了众人的信赖与拥护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他又转到了工农红军军事学院，开始系统地钻研军事知识。

◆王一飞在苏联学习期间所着的正装是一套西装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留学期间，王一飞展现出了卓越的翻译能力。他不仅在课堂上担任了一些课程的翻译工作，还在课后以“王伊维”这个名字，翻译了包括《共产国际党纲草案》在内的多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文献。1924年7月，他作为中共的列席代表，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，并且担任了中共正式代表的语言翻译。回国后，王一飞继续翻译工作，译出了《新社会观》《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观点》和《俄国共产党历史》等重要书籍，成为我们党早期极为出色的翻译家之一。

毕生挚爱

1925年，鉴于国内革命形势的需要，王一飞结束了海外的学业，返回祖国，着手准备成立中共中央军事部（该部门于次年更名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），并成为了这一重要机构的开创者与初期领导者之一。随后，他暂代中共上海区委书记一职，同时还兼任宣传部主任，肩负起上海以及江浙两地的党务管理职责，使得党的各项组织活动逐步走向正规化。

在工作的日子里，王一飞邂逅了他生命中挚爱的伴侣陆缀雯。陆缀雯是个来自上海的姑娘，出身贫寒的劳动家庭。1925年，她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，随后被安排到上海区委机关，负责文书和交通联络的任务。她对王一飞有着不错的印象，后来回忆起初次见到王一飞的情景时，她这样写道：“他待人真挚，从不背后说人坏话。脾气好得很，从不轻易发火，特别有耐心。看到别人有不足，他总是热心帮忙改正，而对自己要求却十分严格。他谦虚好学，还很有才华。”

相处久了，两颗年轻的心渐渐产生了共鸣。1926年2月7日，这对新人在上海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，只邀请了少数亲朋好友，大家聚在一起，喝喝茶，尝尝糖果。他们没有购置任何家具，只是在区委机关旁边租了一间小屋。这间小屋既是他们的家，也是中共中央军事部的一个秘密工作地点。结婚后，陆缀雯从区委调到了中央军事部负责“看门”，她的一项日常任务就是在租来的小屋中，“从报纸上寻找军事消息”。

一封情意绵绵的情书

新婚的甜蜜时光匆匆流逝，才一个多月，王一飞就不得不踏上外出工作的旅程。在长江航行的客轮之上，王一飞对陆缀雯的思念如潮水般涌来，忍不住提起笔，给远方的她写下了第一封家信：“突然间离开了我深爱的人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好像失去了什么！虽然这次是因为革命事业，是我主动、自愿且理智地选择离别，但内心那份私人的难过，却始终挥之不去……”信中提到的“校事”，其实是他对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隐晦说法。随后，他又满怀激情地继续写道：“可我们的生活是充满奋斗的，永远在行动的路上。像那些平庸的夫妻，一辈子守在屋檐下，从不迈出家门一步，那样的生活，我做不到，也不愿意过！”字里行间，流露出他对革命信仰的坚定与无悔。

筹备中央军事部的事务繁多复杂，王一飞频繁奔波于上海、长沙、汉口三座城市。等中央军事部正式建立起来后，王一飞就担任了军事部的秘书，军事部的重担几乎全压在了他的身上。在繁忙的工作间隙，一有空闲时间，他就会用文字来寄托自己深深的思念：“每当我回想起妹妹那天真无邪的样子，还有她对我真挚的爱，都让我倍感振奋。我决心要全力以赴为党（这里指党组织）工作，以此来回报妹妹对我的爱！”这些书信里，不仅表达着王一飞对妻子的深切思念，还寄托了他对妻子的殷切期望。作为比妻子年长几岁的他，在革命道路上既是她的领路人，也是并肩作战的伙伴。

◆王一飞在中央军委任职期间所使用的照相机。

在1926年8月13日给妻子的信中，他鼓励她要勤奋学习，不断进步，“别被‘女性身份’、‘怀孕生子’以及‘过去没上过学’这些事拖后腿，别成了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人”。他要她追求“真正且前卫的想法，学习实用的技能”，并且抛开“所有杂七杂八的烦恼”。他期望妻子能多关注政治方面的学习，多读报纸，“这是我的期望，也是我为何不愿把你束缚在家中，仅仅做一个普通新式妻子的原因”。同时，他也在鞭策自己：“要是咱俩的爱情不能在学习和事业上互相加油打气，那我可会感到遗憾。至于我自己嘛，当然也得不断努力才行。”

在老公的指引下，陆缀雯由一名平凡的文书逐步蜕变，成为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名活跃成员，肩负起了更重大的职责。1927年初，考虑到陆缀雯即将临盆，党组织特地调派王一飞从武汉赶回上海。抵达上海后，王一飞被委任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首任秘书长，他全身心投入到策划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中。到了1927年3月21日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拉开序幕，王一飞作为南市区起义的总指挥，与周恩来等人携手，圆满指挥了这次起义。

四一二事变发生后，王一飞开始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方面的任务。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，王一飞成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。1927年5月，随着党中央的决定，中央军委机关从上海迁移到了武汉，王一飞也随之前往，并在那里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的职务。大约半个月后，陆缀雯带着才三个月大的宝宝也抵达了武汉。但遗憾的是，夫妻俩团聚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，七一五事变就爆发了。为了家人的安全，王一飞不得不安排妻儿离开武汉，回到浙江老家暂时避难，而他则选择留在武汉继续战斗。到了8月7日，他作为中央军委的代表，出席了在汉口举行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。

会议结束的那个夜晚，王一飞心里满满都是对妻子的思念，他在汉口一栋小楼的灯光下，给妻子写了一封信：“亲爱的缀文（雯），这半个月里，我只收到了你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……从那之后，就一天天等啊等，却再也没收到你的半点消息，这让我怎能不牵挂？”“我这边一切都好，你不用太担心，至于我回家的日子，估计得等到秋收的时候才能定了。”信里提到的“秋收”，其实是暗指中央要发动秋收起义，而王一飞即将投身到这场重要的斗争中去。这封信写得有些匆忙，字迹歪歪扭扭的，用的还是临时找来的红色墨水，由此可见，当时的情况有多么紧急，时间有多么紧迫。

王一飞和陆缀雯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，用来搬运军火的是几个装有重要物资的行李箱。

会议结束后，王一飞立刻被安排前往鄂北，负责筹备秋收起义的相关事宜。由于革命行动需要保密，他只能借由“外出办公”等隐晦说法，悄悄告诉妻子自己一切安好：“我被上级派到鄂北去处理税务问题，路上大概需要四五天，回来的时间很难确定。而且那边交通条件差，之后可能很难经常给你写信。信可能会变少，但请你不必担心。”尽管这次起义没能成功举行，但它为鄂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播下了希望的种子。

遵循着他的奋斗足迹前行

1927年10月，王一飞接过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重担，紧接着他担任总指挥，引领了长沙灰日的一次大暴动。暴动受挫后，反动势力在城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。到了12月22日，在这白色恐怖蔓延的时刻，王一飞又一次给他的爱妻写了封信，信里透露了他坚定不移的革命决心：“这样的环境，其实对我利大于弊。否则，我也不会有今天！所以，我还得感谢他们（指国民党反动派）呢！所以我希望你能坚守气节，不断自我勉励……”只要能做到这一点，“哪怕四处奔波，我心里也踏实了”！两天之后，王一飞又给陆缀雯寄了一封信，盼望她能带着还未满周岁的儿子前来相聚，这样既能协助党内的地下工作，又能照顾家里。陆缀雯收到信后，立刻动身前往湖南，但刚到武汉中转站，就得知了丈夫被捕的噩耗。

◆王一飞的照片是由陆缀雯慷慨捐赠的。

王一飞离世后，周恩来安排邓颖超去告诉陆缀雯这个不幸的消息，并安慰她别太伤心。邓颖超在那儿静坐了好一阵，实在难以开口，就找了个理由去了隔壁罗亦农家。陆缀雯看出邓颖超似乎有话没说出口，心里已有了不好的预感，于是也跟着去了罗家，一张张报纸慢慢翻找，但那份报道王一飞遇难的报纸被罗亦农藏起来了。陆缀雯不死心，又去瞿秋白家询问，瞿秋白夫妇让她坐下，三人相对无言，瞿秋白从墙上摘下尘封已久的洞箫，用那凄凉深远的箫声向陆缀雯透露了这个悲痛的消息。

中共中央的官方杂志为此专门开设了栏目发表文章：“一飞同志的离世，如同湖南工农群众失去了一位璀璨的光芒，我们满心哀伤，唯有继承他的精神，继续前行。”

之后，陆缀雯沿着丈夫的道路前行，持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。周恩来给他们的孩子取名为“继飞”，寄托了希望他能够继承父亲未竟之志的愿望。时光荏苒，当陆缀雯步入晚年，她将王一飞生前留下的遗物以及51封亲笔信，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国家。那些信纸上，永远镌刻着两位革命伴侣的深情厚意和浓厚的家国情怀，它们如同一本生动的教科书，持续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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